歷史|縱觀佛寺建筑文化的長遠變化！

傳說釋迦牟尼滅寂后，信徒們曾收其舍放在佛塔里供養，佛塔成為早期佛教寺院的主樓。到公元前3世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取舍利，全力支持部洲廣興靈塔8.4萬元。因此，隨著佛教建筑的推廣，佛教在古印度也取得了第一次重大發展。早期的佛塔類型多為覆盆型，頂部設有平頭和塔剎，巴爾胡特、桑奇、塔克西拉等現有遺跡，其中桑奇地區保存較好。在最高霜凍時代，希臘和羅馬藝術與印度本土藝術相結合，在西北印度開花。塔克西拉的達摩拉吉卡有一個典型的德陀羅寺遺址。其建筑模式以化妝佛塔為中心，周圍設有禪宗房屋等生活建筑。

在中國兩漢時期，隨著佛法的東漸，印度佛教也開始傳入漢地。2008年，一座陶瓷塔出土于湖北省襄樊市的一座東漢墓地。主體為四方庭院中的兩層樓閣，屋頂柱形塔剎，上面有七層相輪，說明佛塔至晚于東漢時期已經傳入漢代。據《魏書·《釋老志》記載：自洛中構白馬寺，盛裝佛圖，畫跡極佳，為四種方式。凡宮塔到三、五、七、九，凡宮塔制度依天竺舊狀而重構。洛陽白馬寺是漢明帝建造的，據說是漢地第一座寺廟。根據上述記載，這座寺廟以四種方式布局，寺廟里塔。到北魏時期，佛教與王權的結合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和洛陽都建了大量的佛教寺廟。東魏學者楊立志描述了洛陽佛教寺廟的過去：所以昭提一排，寶塔平行，努力寫天空的姿勢，競爭山影。金剎比靈臺高，廣殿共阿房等壯。木衣圖繡，土被朱紫而已！北魏洛陽有1367座佛寺，盛況空前。當時，城市中最大的寺廟是永寧寺，其中建有高達100多丈的九級木塔。建成18年后，永熙三年（534）被大火摧毀。通過現代考古發掘，確認佛寺總體呈方形，以佛塔為中心，佛寺建在佛塔以北的中軸線上。這種以佛塔為中心的塔殿模式一直占據著早期佛寺布局的主流。從塔克西拉達摩拉吉卡寺的不規則布局到北魏永寧寺沿中軸線的對稱布局，這表明佛教建筑為了適應中國文化傳統的審美品味，在傳播漢代的過程中進行了調整。這種調整更明顯地反映在佛塔上作為寺廟的核心建筑。如果襄樊出土的陶制佛塔仍有中國神仙思想的印記，那么北朝典型的漢式佛塔已經形成。在北魏開挖的云岡石窟中，有大量的佛塔圖像。例如，第39洞的中心柱被鑿成四面漢式佛塔。這座閣樓的形成是印度佛教建筑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不斷自我調節的結果。

從南北朝初唐，佛寺基本上沿用了北魏以來前塔后殿的簡單組合。但也開始出現以佛殿為主、多院落的形制，如建于貞觀22年(648)的大慈恩寺等。此后，佛教分宗立派的趨勢逐漸蓬勃發展。在律宗高僧道宣、三藏法師玄奘等人的推動下，殿為主，多庭院佛寺格局逐漸盛行。在這個過程中，佛塔的地位開始下降，主要建在別院或寺廟中軸線以外的地方。佛殿兩側開始對稱設置一些附屬建筑，如經藏和鐘樓。這一變化表明，印度早期寺院在寺院格局中的影響逐漸消失，而漢化佛教指導下的寺院建設開始占據主導地位。根據道宣《戒壇圖經》，寺院更常見的形式是前殿后堂，圍以廊院，廊院正面是山門，四角有角樓。以廊院為中心，兩側布置小院。

禪宗在唐代中后期蓬勃發展，取得了統治地位。元和九年(814)，懷海禪師創立百丈叢林清規，置十方寮屋，形成禪堂、客廳、倉庫、廚房、衣缽寮、紀綱寮、山寮、收供寮、香燈寮、侍者寮、老堂、丹過堂等建筑布局。在這種布局中，佛塔的地位進一步降低，不僅如此，寺廟甚至沒有佛像。在佛教原始律儀的基礎上，懷海禪師始律儀為基礎的新形式。這種新形式也是晚唐文化的體現，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社會和世俗社會認可的標準。到宋代，佛教進一步世俗化，體現在禪寺建筑的形態上。在北宋修訂的禪園清規中，有一個專門從事佛殿事務的知殿職位，說明佛殿再次成為寺廟中的常設建筑。到宋末，佛殿又成了禪寺的中心。縱觀唐宋時期，佛教思想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的演變是佛寺建筑改革的重要動力。

明朝以后，漢寺在建筑風格上繼承了唐宋的魅力，在布局上更加注重中軸對稱原則，如宋元時期左鐘樓右藏的布局形式，逐漸成為鐘樓和鼓樓的對稱。這種有序的庭院群可以引導信徒有序地觀賞所有的寺廟。清代常見的寺院將藏經樓置于軸線上，或說明了崇拜經典的新趨勢。此時，中國的佛教寺廟已經有了基本的公式，佛教寺廟的模式也趨于一致。中軸線上的建筑多為山門殿、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藏經樓等。山門兩側為鐘鼓樓，左右為伽藍殿、祖師殿、齋堂、禪堂等。放生池多出現在中軸線的前端，或一些進一步世俗化的表現。

縱觀中國佛教寺廟建筑的歷史變化，其軌跡應遵循中國社會文化和佛教思想變化的軸線，不斷調整和演變以滿足時代的要求，這也應該是當代發展的指導思想。